中华法系是人们常说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以中国古代法律为基础，融合儒家伦理与法家制度，影响东亚、东南亚地区，《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清乾隆时期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虽然认为“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法令类的书目只保存了《唐律疏议》与《大清律例》两本，但该书还是给予了《唐律疏议》非常高的评价：“《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
《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称《永徽律疏》，是唐朝律文及其疏议的合编。唐律自唐太宗贞观年间编定后，高宗时为便于施行，长孙无忌、李勣等人参撰律疏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天下。《唐律疏议》吸收前代法典制定的经验，立法技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从法典的结构来看，中国古代的法典的结构，以战国魏国的李悝著《法经.》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开始，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变化，汉代萧何在六篇后增加了户、兴、厩三篇为9篇，这样将《法经》本来放在最后的总则部分具法，变成了位于中间的位置，显然很不合理。这九章律，加上汉代其他的主要立法，合在一起共60篇。南北朝时律典不断更改，为隋唐时期法典形式的确立进行了摸索，但这一时期的法律总体上来说比较繁密。唐律十二篇三十卷，共五百条（今本502条），其篇章结构合理，律条适中，为后世法典所采用。
《唐律疏议》中律疏是对律文的解释，与律文同样具有法的效力。律疏的制定水平也为后人所称道。日本学者八重津洋平在《<故唐律疏议>研究》中，有一段评价很有代表性。他说：“律疏是逐条地使用明确用语加以定义，不仅及于有关连的律条规定，而且对与令、式等其他法典的有关规定适当照应。律疏以问答体提出问题，用明快的方式予以解答；此外，为了准确地理解律文各条的法意，并且加入该规定的历史出典的提示等内容，甚至连细微的地方都考虑颇为详尽，的确算得上一部上乘的注释著作。该书论理缜密、首尾一贯等特点，时至今日仍令人叹为观止，显示了极高的学术水准。可真正称得上是自后汉马融、郑玄，晋杜预、张斐等众多法学名家之后，代表了汉至唐法学研究领域发展的精华。”他认为律疏用语严密，逻辑性强，前后一贯，少有纰漏，而且律疏还能照顾到与律典规定以外的其他法律的关连，同时兼顾到律文规定的历史脉络，非常了不起，令人叹为观止。
唐律在具体罪名的规定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如在惩治赃罪方面，唐律分为：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和坐赃六种赃罪。对于受财枉法的处罚，即对于官吏收受贿赂，歪曲法律的规定，包庇行贿人的行为的处罚，唐律区分了种种不同的情况分别予以制裁。从参与相关主体来说，包括参与的主审官吏本人，监临势要官员，他人及官员亲属替人嘱请的以及行贿之人都要受处罚。其中的“监临”官员，指上级官员与下级官员之间，官府内部的长官与管事的判官与其部属之间，官府长官与管事的判官与所管百姓之间构成监临关系；“势要”指能使主审官员畏惧不敢违其意的官员，律文与疏议强调哪怕品级比主审官低，只要能形成以势压人就构成“势要”。从犯罪情节来说，该罪区分主审官员受贿后有无应许，所枉之罪有没有被执行，所枉之罪的轻重，官员有没有以所受贿赂分求其他官员等不同情况，分别设计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措施。如此这般的详细规定，反映了唐律的立法者对于现实生活犯罪现象复杂性的洞察力之强，法律用语与表述的规范、精准与简洁，立法水平确是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高度。
中国号称礼义之邦，这是与中国古代崇尚礼制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古代推行礼制，不只是停留在儒家的理论、指导性的礼制的典章之上，更重要的是礼制的原则是贯彻到刑法之中的，礼的遵行是有刑法保障的。《唐律疏议》的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它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将儒家的礼制主张很好地融合到刑法典之中。
《礼记·大传》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亲爱自己的近亲，崇敬地位尊贵的人，尊重长辈，严格男女关系的界限，这是民众应当遵守而不能变革的原则。亲亲、尊尊是礼制最核心的基本精神。亲亲，即为分亲疏；尊尊，即为定贵贱。
在尊尊方面，唐律严格保护君主的权威，名例律中列为刑法重点打击的对象“十恶”之中，第一谋反，第二谋大逆，第三谋叛，排在前三位的三谋，着重保护的都是君主的权威。唐律对于贵族官员的利益也予以特别保护，所有的贵族官僚可以按照各自的阶品，享受不同程度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荫官袭爵，蠲免赋役，荣荫亲属，减免罪刑等。如唐律规定的为人熟知的官当制度，就是在官员犯罪后，可以根据用其所担任过的官职来折抵应受到的刑罚。唐律还重视百姓之中的良、贱之别，良贱之间不得为婚，不得相养。良人与贱民之间侵犯人身的犯罪，同罪异罚。类比良人之间相犯的处罚，良人侵犯贱民的减轻处罚，贱民侵犯良人则加重处罚。要是家里的奴婢侵犯主人，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重处罚，反之主人侵犯奴婢，则更进一步减轻处罚。
在亲亲方面，唐律根据亲属的血缘亲疏远近关系，维护家族的宗法结构。如荫亲制与缘坐制，前者指贵族官僚的亲属可以享有贵族官僚本人享有的一部分特权，官品越高庇护的亲属范围越广，亲属关系越近，荫及的特权越大；有好处也就有坏处，缘坐指对一些法律规定的违害较大的犯罪，处刑的时候要株连到罪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唐律对于五服（古代划分亲等的方法）范围内的亲属之间相互侵犯，就要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类比常人之间的处罚相应地加重或减轻处罚，这种加重或减轻不只限于处罚的等级，可能还涉及罪名的不同。以卑犯尊，要加重制裁，以尊犯卑，则减轻处罚。唐律还极力维护家族内部尊长优越于卑幼的特权。如规定祖父母、父母健在，子孙分家单过，或者私自拥有、处分财产的，处以徒罪三年。卑幼的婚姻关系，要由尊长决定，即使卑幼身居外地，自行定婚，只要没有婚娶，那就还得遵从尊长的安排。尊长还拥有对卑幼的教令权，若是在责罚卑幼时，不幸致伤致死，则予以宽免处罚。不过，尊长拥有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家族成员犯罪，尊长要被连带惩处，要是家人共犯，那就要唯尊长是问。
《唐律疏议》的另一个为后世所乐道的特点是“出入得古今之平”。这是说唐律的刑罚体系适当，比较公允，罪刑相称，没有过轻过重的不合理的设置。从法定的刑罚种类来说，奴隶制五刑，墨、劓、剕、宫、大辟，都是肉刑，残酷性那是不必说了；汉文帝、汉景帝除肉刑，将斩右趾改为死刑，是加重了处罚，另外笞刑又过重，本是不致死的生刑，往往打死了人，因此历来就有人批评说刑等设置不合理。唐律确立了笞、杖、徒、流、死五等刑，笞、杖刑从十到一百分为十等，死刑只有绞、斩两等，轻重配比较为合适。唐律之后，刑罚又有加重，如刺字之刑，这是古代墨或黥的肉刑的恢复，还有充军、枭首示众等残酷的刑罚，甚至还有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凌迟的酷刑。
从罪名来说，唐律大大缩减了前代的众多律条。《汉书·刑法志》说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死刑就有四百零九条，决事比即判例法，死罪相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件。唐太宗制定《贞观律》时，在隋文帝《开皇律》对律条作了大量的删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有关九十二条死刑的规定，减轻为流刑，流刑减为徒刑的有七十一条，这些成果都被《唐律疏议》所吸收。与后代的律典相比，明太祖经历三十几年的时间仔细修订的《大明律》，对唐律有所发展，也是中国古代修订的比较完备，影响较大的法典，但清末著名的法学家，曾在刑部任职四十余年的薛允升，在他所著的名著《唐明律合编》里，将唐律与明律进行了全面详细地比较，他认为明律“不特大辟之科任意增添，不惬于人心者颇多，即下至笞杖轻罪，亦复多所更改”，明律“于不应宽者而故意从宽，则必于不应严者而恣意从严”，不应该宽缓的地方予以宽纵，不应严惩的地方又过于严苛，在宽严适当方面，明律不如唐律。
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旧的矛盾可能还没解决好，新的问题也许就已层出不穷地产生，因此法律天生的就有一种无法避免的发展倾向，越来越繁密，越来越严苛，修订一部宽严适中的法典，非常不易，而能长期保持宽严适中的立法与执法状态，更是难上加难。《唐律疏议》能以繁简得中，宽严平允的这样极高的评价，称誉古今，的确称得上是中华法系之典范。
（姚上怡，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趣谈》（项目编号：SKPJ2023014）系列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