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勤生管理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萧让
袁勤生,1942年生,江苏省常熟市人,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原常熟江南仪表总厂厂长、常熟市王庄镇党委副书记,现为常熟市名城实业有限公司总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先后被南京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等八所高校聘为特约研究员和兼职教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苏省文明标兵,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国家经贸委和全国总工会联合授予“全国优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这个时代最壮阔的浪潮,那么袁勤生就是潮头舒展的风帆;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上最高的山峰,那么袁勤生管理思想就是峰上长青的松柏。
在长达40余年的企业党政管理过程中,袁勤生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认识到实践,由实践到方法,由方法到理论,由理论到思想,开拓延展,不断进取,在长期的管理工作中总结出了一套强劲有效,不可替代,源远流长的袁勤生管理思想理论体系。
从“四改一渗透”到“两个文明”建设,从“老虎苍蝇一起打”到“加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从“以人为本”到“推动共同富裕”,一路走来,袁勤生管理思想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它不再仅仅是一种企业管理思想,也是一种推动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的经济学思想,更是一种符合历史客观规律,关乎人性解放和全人类进步的哲学思想。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袁勤生总能实事求是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进步,为国家谋复兴。
第一篇 江河东去 大浪淘沙
“如爱尔维修所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时代就要把他创造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改革序幕
当历史的重要时刻前来扣关时,只是主动迎接这件事,便已经需要莫大的勇气。
1978年12月,影响深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一场如火如荼的社会改革也即将展开,然而,坐落于江苏省常熟市王庄镇的王庄水泥制品厂却是一片衰败景象,工人无所事事,气氛冷冷清清,地面坑坑洼洼,厂房杂草丛生。
作为江南仪表厂的前身,王庄水泥制品厂这座乡镇企业诞生于1962年,靠着浇筑各种水泥制品起家,兴盛之时曾一度承包了王庄全公社农户的楼房建设任务,并建立了自己的水泥货驳船生产线,但在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霜后,终因管理不善导致经济一落千丈,一度到了资不抵债,连工人工资都无法正常支付的地步。
若是在故事里,一个衰败的舞台往往都会有一个最为璀璨的主角上台扭转乾坤,但这是现实。在当时,没有人看好江南仪表厂这个人心涣散,濒临倒闭的舞台。不得已,当时的公社党委决定对这个企业进行整顿,并物色了一位优秀的大队书记前往任职,以期重振旗鼓,扭亏为盈,将江南仪表厂从濒临倒闭的边缘拉回。但在前往厂里实际调查的过程中,该大队书记发现,事情的棘手程度超乎想象:为了跳出三就地的局限,厂里增设了一个仪表车间,试产工业仪表,但因为在用工和管理上僵化保守,徇私舞弊,造成了工厂混乱,人心涣散的景象,厂内偷窃、赌博、酗酒、闹事等恶劣行径无所不有,停工停产已经两个月有余。
面对这种情况,被委派的大队书记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按照提供的名单开除六名员工,二是江南仪表厂的前账要由工办接收处理,而自己要另立新账,重新开始经营。在公社党委研究后,同意了该大队书记开除员工的要求,但规定账本必须连续。这样的结果让双方陷入了僵持,江南仪表厂的改革要务也就此搁置。
就在情况愈发棘手,形势雪上加霜,所有人都觉得江南仪表厂的结局无法逆转的时候,有一个人却敲响了党委书记办公室的门,主动请缨,临危受命,要求前往江南仪表厂任职。这个人就是袁勤生。
袁勤生出生于1942年的江苏常熟,这个“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灾”的江南福地赋予了他与众不同的聪慧和灵气。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县域经济、文化、金融、商贸、会展和航运中心城市之一,在常熟成长起来的袁勤生从小便具有深远的眼光和远大的抱负。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袁勤生参与过国营工厂车间管理,主持过厂共青团工作,兼任过公社农民业余教育辅导员,参与过农村扫盲和农民文化教育工作,进纺织厂当过工人,当过临时助征员,从事过农机厂主办会计。在他勇挑重担之前,袁勤生正在公社机关办副职岗位上主持工作,丰富的社会经验、生活阅历和工作中长期的观察思考让这个“江南才子”深刻的洞识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些弊端和以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假大空成分,也正是因此,袁勤生对当时才刚刚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怀有满腔的向往和热情。当别人还在为变革惶惶不安的时候,袁勤生却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要化理想为实践,主动投身到这场润泽华夏大地的春雨中去。
如同改革开放降临了神州大地一样,袁勤生怀揣着满腔抱负来到了江南仪表厂,命运的交汇在这一刻完成,时代的转折开始了。
力挽狂澜
1980年,袁勤生主动要求平级下沉,辞去公社工办副主任的职务,接手了当时人心分裂,经济萎靡的江南仪表厂。他要化理想为实践,投身到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去。
正如同列宁所说的一样:“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专题文集》)当时,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刚刚确立,急需用实践去检验和发扬,而袁勤生正是其中的领头兵、先锋队、拓路者。
在前往任职的第一天,袁勤生就在就职演讲上言辞恳切,情感真挚地和全体员工讲述了自己的想法:“人家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我没有火烧,想要搞好企业,主要还是依靠大家。大家必须团结一致,一个目标一股劲,携手共进一条心,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彻底改变厂里的面貌,而且还可以创造一个新天地来!”
面对这番推心置腹的发言,工人们虽然大受鼓舞,但仍然保持疑虑:这位与众不同的新厂长,究竟会如何创造一个新天地来?
紧接着,袁勤生就宣布:即日起停掉新办的仪表车间,所有员工全部回水泥车间工作。这个决定瞬间让厂里“炸了锅”。
原来,早在袁勤生前来江南仪表厂任职以前,他就对这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走访调查。袁勤生发现,厂里的工人之所以消极怠工、内讧不断,就是因为干部们拉帮结派,大搞特权,从而导致企业经济衰落,效益低下,而日渐萎靡的经济效益又给工人带来了新的不满,造成江南仪表厂衰落的一切的原因就在于此。其中最为突出的原因和矛盾中心点则是新办的仪表车间。
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对比工作又脏又累的水泥车间,工作轻松干净的仪表车间一经创办,就成了全厂工人眼中的“香饽饽”,但在以往干部的幕后操作、人情往来下,仪表车间承载了大量的干部亲属“专属岗位”,这样大张旗鼓的特权行为毫无疑问地成为厂里最鲜明的矛盾导火索,工人们看在眼里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强压怒火,被迫接受。面对这一顽疾,袁勤生开出一剂猛药,直达病灶,效果立竿见影。在仪表车间停掉后,人情交易,特权操纵等不公平的现象一并被铲除,工人们在重新受到公平对待,被一视同仁的情况下,皆纷纷重燃希望之火,对这位扬言要改天换地的新领导竖起了十二万分的信心。
除此以外,袁勤生还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决定,他在宣布就职的会议上表态:“造成企业今日情况的主要责任不在员工,不少员工确实做了错事、坏事,但都是被逼出来的。因此我宣布四个字——‘刀下留人’,大家已知道的党委批准开除六名职工,现不予执行,为了和大家一起办好企业,请你们各自思考,献计献策,共同制订好切实可行的厂规厂纪。”这一决定让厂里的员工都切实感受到了新来的这位领导人独特的人格魅力,这六名被免予开除的员工更是改过自新,在长期的工作中被陆续评上先进。而在厂规厂纪方面,袁勤生也说到做到,始一上任,他就彻底清查了之前混乱时期厂里发生的打架、斗殴、赌博、酗酒等不良事件,在了解了事件真相后,依照规定酌情做出了处理,给了全厂工人一个交代。随后,在袁勤生的主导下,全厂领导干部更是展开了一场深入车间、科室的全面调研,与全厂工人一起,找出导致厂子乌烟瘴气的各种歪风邪气,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厂规十条》在厂内严格推行,袁勤生还强调,在厂规厂纪面前人人平等,工人和干部一视同仁,违章必究,犯规必处,但在此以前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一律既往不咎。
在袁勤生上任后接连开出的几剂良方作用下,江南仪表厂一改往日萎靡不振,人心涣散的精神风貌,但他明白,人心的问题解决了,物质的问题同样需要解决,只有这样,经济才能长足发展,江南仪表厂才能真正振兴。
在经过细致的调查后,袁勤生认为:生产水泥制品只是权宜之计,江南仪表厂想要发展最终还是需要开发生产仪器仪表。在确定了经营发展方向后,袁勤生以这一目标为导向,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以智立业、人才兴厂、书面外交、诚信经营,单邀订货、设点销售……一套组合拳多点出击下,江南仪表厂逐渐声名鹊起,产品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往全国多个大中城市的国营企业,成了全国乡镇企业行列里有口皆碑的佼佼者。
四改一渗透的推行
在基本扭转了江南仪表厂经济上的颓势,稳住了总体大局后,一件小事引起了袁勤生的深思。在仪表车间招收首批学徒工时,厂里按工办规定的三年定级办法,每月每人发18元补贴。这让袁勤生回忆起自己在常熟国棉厂工作期间,也是遵循的这种三年定级的制度,据说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学徒工帮三年学三年的传统,谁都不能改变。
面对三年定级制度这种对青年成长、成才极为不利的封建糟粕,袁勤生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号召的,要勇于对一切不合理的地方做出改革。于是他敢为天下先,在厂长负责制的前提下首次用权,大胆做出决定:推翻这个延续千年的陈腐规定,不再使用三年定级的办法,而是采用公开明确的“执行厂规,独立操作,质量合格”三条标准,只要学徒工进厂达到这三条标准,在经过本人申请和组织考核后即可定级,并按照级别发放工资。
袁勤生的这一改革虽小,却意义重大,它不仅打破了数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腐习俗,还是打破了企业衣钵继承的先例,更为青年工人冲破传统束缚,早日成为栋梁之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项改革不仅解除了封建教条套在青年工人身上的枷锁,还提高了企业培养人才的效率,达到了双重贡献的效果。
在这次小的改革取得卓越成效后,袁勤生充分体会到了改革的伟力,在通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后,袁勤生在改革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深耕不辍,最终提出了闻名全国的“四改一渗透”政策。该改革政策覆盖经济、用工、人事、产销四大方面,并坚决地强调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把与时俱进、坚持创新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同渗透在上述改革的全过程中,简称“四改一渗透”。
在经济方面,“四改一渗透”强调分配制度的问题,它打破了原来的八级工资制和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实行了一固定、二考分、三奖励的新型分配制度,使劳动报酬和劳动成果密切挂钩,充分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让好逸恶劳者无处遁形。
在用工方面,“四改一渗透” 打破了原来按照名额上报,上级负责审批的分配式招工制度,实行了按需招工、公开招工的招工制度,同时实行按个人特长爱好分配工种的分配制度,在进行入职培训后,要求达标的学徒可以随时定级,这样的举措使得工人素质在结构调整和技术培训中迅速得到提高。在此基础上,厂里还与当地中学合作,在为期四年的应届初中生中招收一个班级,在半工半读的模式下让高中学业和工厂培训共同进行,从而培养青年技术型工人,这一举措无疑影响巨大,可谓是现代职业学校的雏形。
在人事方面,“四改一渗透”废除了单纯的调配和任命制度,转而实行自报、考核、选聘的新型制度,这样的改革使得工人的才能发挥得到充分满足,各类人才很快便脱颖而出。
在产销方面,“四改一渗透”破除了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转而实行新兴的,生机蓬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充分拓宽了生产经营活动的维度,为江南仪表厂的发展兴盛增添了无限的可能。
这场改革既解决了国有企业吃大锅饭、捧铁饭碗、思想政治工作形式主义和管理制度教条主义的问题,又改变了乡镇企业唯利是图、粗制滥造、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和粗放的管理模式,同时还象征着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过程。
“四改一渗透”的经验首先获得常熟市委、市政府肯定,并联合发文批转在全市推广,紧接着苏州市委、江苏省委都以不同方式推广,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初期,在全国范围内都起到了破冰引领的重大作用。
改革之下的江南仪表厂在第二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至1997年,累计上缴国家税收和乡镇利润1015万元,企业全部固定资产达2000多万元。在江南仪表厂的经济建设上,袁勤生为企业、国家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分答卷。
两个文明的建设
1984年,当江南仪表厂的经济开始稳步增长后,袁勤生便将目光转移到精神文明的建设上来。
作为一个在破旧的农村小砖窑和水泥制品工厂上建设发展起来的企业,江南仪表厂一直保持着“少花钱,办好事”的朴素节俭风气,在袁勤生的倡导下,全厂职工主动参与,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在业余时间收集断砖残梁废料,建成了象征着我党优良传统的“延安窑洞”和“南湖红船”作为党团活动室。在袁勤生的倡导下,厂里的职工也自觉地向工厂献花,将江南仪表厂建设成了鲜花绽放的百花园。
1986年,时任常熟市委书记的孟金元,在三个多月里几乎每周都前往江南仪表厂深入考察,在考察后还抽调了市委市政府中的九名干部组成调查组,进驻江南仪表厂再次进行全面的考察。同年5月1日,孟金元在常熟市报发表署名文章,号召广大企业学习江南仪表厂的文明建设经验,紧接着,常熟市报连续八期刊登以“江南怒放文明花”为题的系列报道,江南仪表厂也被评为了常熟市首批文明单位,以表彰它为两个文明建设起到的引领作用。在那之后,江南仪表厂持续十多年连续被评为苏州市和江苏省文明单位,袁勤生也获评常熟市十佳乡镇企业家,后又被评为常熟市首批十名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并被省政府授予“江苏省文明标兵”称号,受到了省领导的亲切接见。同年6月8日,江南仪表厂的工厂风貌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以《祖国风貌》为题刊登,充分向海内外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文明建设的实况成果。
1988年3月,江南仪表厂对全厂七所公共厕所进行了改造,开创性地在厕所里设置配备手纸和肥皂,并作出了任何时候不得脱供中断的制度要求。为做到公共厕所公共管理的目的,袁勤生明确规定:无论是厂长还是书记和领导班子,都要参与厕所管理,七人每周,一人一天,负责轮值达标检查,并把名单公布在公厕墙上。有一次,一家外地参观团在听取汇报结束后向袁勤生问及此事,袁勤生回答道:“在文明工厂里,高层的领导要做一点基层的工作,这样才是真正的人人平等。”后来,袁勤生把公共厕所的名称也给改了,特地在厕所门上用水泥浇制了“舒园”两字。
在袁勤生看来,文明建设的事情无关大小,也不该区分对象是人还是物,只有这样,好的精神风貌才能像细雨一样,包罗万象,润物无声,无形中渗透到工人的每一寸生活。
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
在袁勤生刚上任时,曾有一件小事,对他在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确立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时,工厂急用黄沙,无法马上购进,领导正为此发愁。一名曾为欠发工资与领导发生争吵后被处分的员工向袁勤生提议:“我们工人能为厂里解决急用的黄沙。”袁勤生问其何法?工人告诉他:平时黄沙堆放的场地在河边,日常刮风下雨、运输装卸作业,很多黄沙流入河道,都快要影响航道了,可以打捞起来解决急需。但这名工人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在不影响上班的前提下,下班后由我们组织自愿参加的工人下河打捞,厂里只要派一名保管员随带一杆直尺,将捞起的黄沙在箩口用直尺刮平,按每箩5毛钱计算即可。有多少算多少,当场兑现,不得欠账。”袁勤生当即同意按工人所说的照办。下班后, 19名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有6人穿了防水胶衣下河,其他人配合,经过3个多小时的拼搏,共捞得黄沙48箩,当即现付24元。拿到钱后,这些人马上到镇上饭店,包下两桌酒菜,吃得精光!
这件事引发了袁勤生良久的回味与思考。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要素。我们提出‘以人为本’开明管理理念,就是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两者的统一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
也正是因此,从“四改一渗透”到“两个文明建设”再到后来的袁勤生管理思想体系的确立,始终都围绕着人的主题。“尊重人、关心人、培育人”,这九个字在袁勤生管理思想里贯穿始终。
不难看出,在长期的主持工作中,袁勤生无论是在经济管理方面还是政治文明建设方面都有一套独具一格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和智慧最终催生出一套完整的、强劲的、有效的袁勤生管理思想理论体系。这样的管理思想脱胎于实践,紧贴着生活,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理论财富。
毫无疑问,袁勤生的管理思想是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的成功落地,是符合时代特征和实际情况的重要成果。要了解袁勤生的经济管理思想,就要首先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独树一帜的优点和其所代表的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第二篇 文以载道 微言大义
社会是实践构成的,而实践的主体是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乎人的理论体系
自两百多年前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就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00年来所创造的财富超越了以往一切时代的总和。”——马克思
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再到大卫·李嘉图,由英国发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地位在当时日益攀升,它所代表的市场经济在当时也确有其反对封建,发展生产力的先进特性。但其只注重经济而不注重分配,将分配交予自由市场,一切靠竞争的特性注定成为其与生俱来且永远抹不去的弊病。
无论是1825年发生在英国的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还是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都是分配矛盾在经济层面的体现,因为分配不均,大量的工人失去购买能力,导致大量的商品囤积、企业倒闭,从而让更多的工人失去购买能力,陷入无法挽回的循环。观其规律,就可以发现经济危机都发生在那个时代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
以史为鉴。中国现在的GDP位居世界前列,其中占大比重的就是市场经济,因此分配问题需要重视,也因此,谁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分配制度的先进性,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乃至社会问题。
在袁勤生的管理思想中,分配一直是被严格重视的问题,他推行的改革中,大量改革都围绕着分配制度,无论是工资上的经济分配,还是纪律上的权利分配,抑或制度上的义务分配,可以说,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分配制度在袁勤生思想里贯穿始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分配问题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社会性的经济危机,而在经济危机仍不能解决分配问题后,就会升格为政治上的战争危机,在生产力急剧增长,分配制度却未能跟上脚步的情况下,欧洲就成为了两场世界大战的发源地。
经济危机和两场世界大战间接催生了苏联的诞生,计划经济这一经济制度开始粉墨登台,计划经济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分配制度的问题,但它的权力过分集中,怎样分配全靠权力中枢说了算,而权力中枢毕竟是人组成的,无法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洞察,因此逐渐僵化、腐朽、失去生命力,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不搞一言堂,让群众说话,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而袁勤生的理念与伟人不谋而合,他不仅允许工人说话,“言者无罪”,甚至还奖励工人说话,“言者有功”,袁勤生充分地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鼓励工人敢想敢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问题一起解决,有困难一起面对,让整个厂里的制度显得生机勃勃。
除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历史上还有两场昙花一现的成功先例,一个是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一个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影响,启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诞生。
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谓是站在了历史的高峰,她不仅吸收了市场经济活泼的特点,还吸收了计划经济中劲往一处使的宏观调控力,同时,她摒弃了市场经济金钱至上,只注重生产力而不注重分配问题的弊端,同时还消除了计划经济中僵化,腐朽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重要性,又注重权力分配中人的重要性,是一门关乎人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学观念里,工人既是全社会最大的生产者,又是最大的消费者,但现在的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往往忽略工人消费者的属性,只认为工人是生产工作的承担者,这无疑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学所表达的客观规律,这样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也正是因此,兼顾两者的袁勤生管理思想才显得具有极强的实用和指导性意义。
在袁勤生管理思想中,工人被放置在了主人公的地位,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工人的身心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满足,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在工作时承担生产者的身份,不工作时承担消费者的身份,从而拉动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在全球性关联退火,各国经济解耦的当下,工人作为消费者角色所带来的强大内需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因此,袁勤生管理思想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它的适用范围绝不仅仅是一家企业,一个集团,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袁勤生的管理思想脱胎于实践,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精华,又结合了中国本土的经济实际,因此显得历久弥新,常学常青。
以人为本的奖惩制度
在奖惩制度上,袁勤生首先做的就是取缔罚款制度。他认为,罚款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的机关和企业中流行,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近害而无远利。罚款只是一个管理者拥有权力的体现,而不能反映一个管理者的管理能力。用罚款来管理,管理者的素质会逐步下降。只重视简单的管,而疏忽了细致的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干群矛盾,对践行核心价值观极为不利。另一方面,罚款是西方国家金钱至上的制度本质,也是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封建残余,更是权力至上的一种普遍表现。罚款可以说是经济管理中对工人的暴政。而且,罚款是保护富人的制度,对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没有约束力,既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减轻社会矛盾,也不符合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这一观点与恩格斯的理念不谋而合,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金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金钱的损失就是最大的惩罚,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真实写照。
袁勤生认为,罚款制度是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根源,要改变人们不要一切向钱看,首先应制止干部不能一切用钱管,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实施以奖代罚,只奖不罚的激励措施,制止日益严重的“奖平罚滥”。
如何以奖代罚,推行只奖不罚的激励措施,袁勤生认为,奖金的分配制度是关键所在。在他看来,奖金的发放应该有利于激励工人整体素质的提高,是多劳多得的补充,但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目前的奖金已经成了扩大的平均主义和特权恩赐。无论是从一二三等评奖到按期按年平均发放,按职级系数发奖,抑或各种形式的秘密发奖。奖金发放已经失去了初衷和它本来的意义,成为一种极其落后的、十分糟糕的经济分配制度。它既不能体现现阶段多劳多得制度的优势,也不能促进人们整体素质的提高,更不能激励人们潜能的发挥。
袁勤生指出,应通过考核来设置十分明确的专项奖励,如按期在执行工作、完成产量、产品质量、生产消耗等主要方面设立指标,并评选各项先进奖项。同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应设立主动争做份外好事的贡献奖。在业余自学、培训等可以获得定额提高、专业水平提升、职称进步等方面上,设立专门的素质提升奖。
除此以外,袁勤生还率先推行自知之明奖和纠正错误奖。根据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原则,通过每个人的自我检查,在诸如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和蔼待人、交通守则、诚信做人、自身素质、道德修养、文明程度等基本素质方面,按期主动总结出自身一项(只能一项)缺点错误抑或找出一个缺点不足之处进行登记,并保证自己能在考核期内改正的,根据诚信原则,首先给予自知之明奖。
在规定的考核期内,如已纠正了自身缺点错误的,可按自知之明奖的数额加倍获得纠正错误奖,随后便可以再次找出另一个自身存在的缺点错误,继续循环获得自知之明奖。若在考核周期内没有改正自己找出的缺点错误的,则在一定周期内不能再参加这一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循环发奖。这种以奖代罚,只奖不罚的措施,十分有效地达成了工人通过查找自身缺点,实现自我激励来逐步提高人整体质素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袁勤生还设置了独树一帜的安全隐患发现奖,充分重视和注意安全问题。袁勤生鼓励所有员工每个月都去参与“发现安全隐患奖”,让每个员工都成为安全保卫工作的当家人,这样,安全保卫的眼线就能时时刻刻遍布每个角落,即使是一个窗户的螺丝松了、一个石凳的垫块活动了、某处电线的胶皮裂开了之类很小的隐患也会被大家所关注,而安保科则每月都会收集来自员工的反映,再交给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处理整改,并根据安全隐患发现的难易程度颁发奖励。
虽然全厂每个车间均没有张贴“安全第一”的形式标语,但安全理念已经深埋在每个员工心里。安全事故在发生前必然存在隐患,隐患也终将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只有改变干部安全生产天天喊、月月喊的单边发音,把一切存在于广大员工周边的安全隐患消灭在事故发生之前,不再仅仅拘泥于出了事故之后的专项整治上,而是本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理念,就事论事,把精力集中在的事故发生之前的隐患消除上,整改措施上,才能真正做到防微杜渐,消患于未然。
以人为本的任免制度
在人事任免制度上,袁勤生坚持不开除工人。在他看来,把工人开除推向社会,叫居委会、村委会去教育管理是单位领导者无能的表现。工人即便违反了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但在没有触犯刑法的情况下,把他开除出去,就是把难题推向社会,是对和谐社会极度不负责任的自私表现。这样做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也会使被开除工人背上抹不掉的心理障碍。
人之初,性本善。袁勤生认为,人没有什么不可弥补的劣性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一切的犯罪和落后分子的产生,一般都是由于家庭、学校、单位、特别是领导对人对事的处理方法不公、不妥、不对造成的,简单粗暴的开除会致使犯错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说得严重一点,很多犯罪完全是被领导逼出来的。
1980年,江南仪表厂前任领导提出开除的六名职工,在经过工办和党委批准后,在执行之前,被袁勤生宣布“刀下留人”,后来,江南仪表厂又从社会上招纳了被外单位开除的以及解除劳教的五名后进人员,在尊重的基础上,经过改善、培育、激励,这些工人都成了基层骨干和先进工人。其中一人还经过自报,当上了副厂长。
实践出真知,事实证明,袁勤生不开除工人的任免制度在实际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正确性。
除了不开除工人以外,袁勤生还允许工人“七进七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民经商的思潮涌动,企业职工想顺应大流,下海经商,但却又不能自由跳槽。为了顺应工人心意,袁勤生领导的江南仪表厂干脆明确公布了一个规定:允许厂内干部职工自由离厂从事他项,离厂后如在外干得不称心,还可回来,给每个职工可七进七出的权利。
此规定一经颁布,立刻便有30多名工人在半年内陆续申请离厂,奔赴商海。有些离厂工人到刚兴旺起来的常熟招商城做生意,抓住了机遇,涌现了众多千万、亿万富翁,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有些离厂工人则发展得不甚如意,最终选择又回到江南仪表厂,袁勤生都恪守承诺,毫无条件地欢迎他们回来。一名女工更是对大家讲道:自己全家凑了五万元钱作本,外出做羊毛衫生意,结果亏得血本无归,看来我不是做生意的料,还是在咱们厂里安心工作为好。在实践中,虽无真正七进七出的工人,但着实有几名三进两出的,袁勤生都一视同仁地多次接纳他们回到厂里。
在这一规定的作用下,工人们得到了大量的商业实践机会,拥有了能在变革中抓住机遇的能力,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全无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人生的最大价值。另一方面,经商的工人每创办一个成功企业就是一份对中国经济腾飞的助力,更是能为人民物质需求的丰富添砖加瓦,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这样一项规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以人为本的行为纪律制度
在言论行为制度上,袁勤生实行“言者有功”,“言者无罪”的规定,其中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在袁勤生看来,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要让人们敢想敢说,言者只要不是恶意攻击,而是自己真实思想和看法的表露,那言者不仅无罪,还应得到相应的奖励。从而进一步广开言路,使领导明确地找到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不同意见,继而有针对性地做好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
言者有功制度明确规定:对员工提出的意见,虽然并不一定全部正确,但一定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能让领导看到不同人群、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以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一制度还明确规定,言者皆可向第一把手信箱投书,并能在当月获得嘉奖。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的十五年间,全国各地共几十万人来江南仪表厂参观考察,有时一天能达到七、八批人,这样的情况自然导致了工人的不满。有一次,一名工人在厂长信箱里投书说:“现在厂长很少深入车间和我们共事研究生产问题,反而是每天领着一大帮人,把我们工人当作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来参观。”袁勤生在分析此信后,认为其有正确和错误的两个方面,但绝大多数员工可能都只有错误的认识,这就提供了做思想工作的线索,后来,江南仪表厂就在职工中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并最终上下一致,统一了思想认识。
“言者有功”“言者无罪”这一行为制度切合实际,在防止思想工作的假大空上具有重大价值,它能让领导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从而形成上下一致的合力。
在纪律制度上,袁勤生还推行客观原因造成的违规违纪一律豁免这一规定。他认为,职工非主观因素发生的违规违纪行为,不管产生何种后果,造成了多少损失,都应当一律予以豁免,而不应当受任何处分,对待工人,应予以家人一样的关怀。管理对人的追责主要应当是对人为因素造成的各种事故,自然事故等均应另当别论。
在实际的实行过程中,袁勤生对此规定再次做出了改进。起因是一名工人上班迟到了十分钟,他对车间主任说:“我骑车上班的路上,自行车链条断了,修理耽误了时间,因此迟到了,这算不算客观原因造成的?”车间主任吃不准,就请示相关领导,领导看后也很为难,不知该如何判定。这件事后相隔不久,又有一名女工迟到,说是自己的自行车挡泥板卷裂,因此来晚了。面对如此情况,是取消这一管理制度,还是改进这一管理制度,各级领导都犯了难。最终在袁勤生的指示下,厂部决定,每月底都在江南仪表厂门口设立一个醒目的透视镜,用来公布每月因客观原因造成违纪予的豁免人员名单与原因,让全体职工都当审监,彻底透明公开,只要无人疑义,次月即予通过。通过这种方法,客观原因造成违规违纪一律豁免的制度变得更加公平、公正、公开,同时也通过诸多小事让工人完成了自己对自己的教育。
在改进了客观原因造成违规违纪一律豁免制度后,有一次,一名职工因上班路上不慎摔了一跤,腿上划破了皮,有隐隐出血迹象,就去医院包扎了下,因此迟到了。月底在透视镜公布后,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不是提倡轻伤不下火线吗?为此,厂长在职工大会上明确表示:我们是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下搞生产,并不要求大家轻伤不下火线。
这样的行为纪律真正做到了客观原因客观看待,对员工予以家人一样的关怀。
除了“言者有功”,“言者无罪”,“客观原因造成违规违纪一律豁免”之外,袁勤生还实行了一条看起来让人忍俊不禁的纪律制度——允许工人开会打瞌睡。这条制度虽然看上去十分活泼,但深究起来却有其严肃的思想逻辑。
在袁勤生看来,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是体现职工当家作主的一种形式,是领导向全体员工直面公众汇报工作,指出下期目标任务,明确措施要求,总结前期成绩和不足之处的会议。因此在召开这样的会议时,应该有个纪律和自由要求的统一,即:在厂里召开职工大会的会议期间,任何员工或下级干部,认为领导讲话假大空,文章官样不切实际,自己又感觉疲惫的,可以放心打瞌睡,甚至打呼噜都无妨,任何领导和其他人都不得将其呼喊叫醒,也不得对其进行批评,开会可以打瞌睡,这是全厂员工都拥有的一个自由,也是该有的一个权力。但同样的,在会议期间,任何人都不得与旁人做无关会议内容的谈话,这既是每个员工应该遵守的纪律,也是每个员工的义务所在。这样的规定,才真正做到了自由和纪律统一,权力和义务一致。
以人为本的心理建设
在心理建设方面,袁勤生独树一帜地提倡“假积极”。所谓“假积极”,就是一个以往不积极的人做了点滴好事,就会被冠以“假积极”的名号,从而受到打击,这无疑是社会流行的一种公害。
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袁勤生一连串表扬了十多名职工在治理脏乱差环境中的积极表现,这些职工中,有开除留用和两劳释放人员,也有曾与领导吵架结怨的职工。会议刚结束,坐在主席台主持会议的党总支副书记就迫不及待地对袁勤生说:“你今天会上表扬的这些人,一个都不是好东西,他们都是假积极。”
袁勤生略作思考后回答:“你的看法可能是准确的,但你的思想方法绝对是错误的。”他接着解释:“他们这次做好事的初衷想法可能有假,但他们做了好事绝对是真的,我们当领导的不是神仙,只能直观他们的行为效果,无法洞察他们的心理想法,后进转化先进,总有一个拐点,在这个关键节点上,领导能够给予正面肯定,无疑对后进者是一种希望,也能为他们创造明天的希望,就算这次他们是假积极,也会让他们感知领导是没有成见的,不会造成他们的绝望而破罐子破摔。”
以这件事为契机,袁勤生开始号召人人假积极,充分激发后进者的积极性,从此鼓励人人假积极的活动就不定期的开展了。袁勤生规定,任何人在家庭中、单位里、社会上只要有自认为好的表现,不问动机不看历史,都应得到鼓励。久而久之,那些被开除留用、劳改释放和被众人认定落后的人员均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再没有出现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的现象。
同时袁勤生还强调:只要做的是好事,是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事,即使有假,即使旁人认为是作秀的,也应宽容和鼓励。当人处在转化的拐点上时,领导和群众都应对其正确看待,不能把自己当做能洞察过去犯过错误的人员心理的专家。我们只能直观其言行,鼓励其进步,即使是点滴的好事,也要激励其持久,即使是假的,也要让他继续假下去,假作真时假亦真。这样的制度能有效减少以往犯错人员“二进宫,三进宫”的可能,让他们感觉到社会的美好,让他们对自己的明天充满希望,从而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奠定基础。
除了提倡“假积极”外,袁勤生还借鉴清代顾嗣协的“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的名言,提倡工人“爱一行干一行”。长期以来,对不热爱本职工作的工人,领导总是教育他们要“干一行爱一行”,让人去适应岗位,而袁勤生则相反,他提倡“爱一行干一行”,让岗位去适应员工,让每个人都能干其所爱,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和主观能动性,对工人身心和生产效率都有极大的裨益。
在实际推行中,袁勤生首先对全厂员工开展了一次开放全部岗位的心爱工作调查摸底活动,以此作为人事劳动部门的备案登记。在调查中,大家都畅所欲言。一名电工出身的劳动模范,多年前担任了保卫科长,在备案登记中诉说了自己当保卫科长并不称职等心里话,并提出在需要时仍然让他当电工。一名装配女工说自己在岗位上没劲,每天都在应付八小时完成任务,如有可能的话,希望调换工种到后勤服务部门,去厂工会办的理发室去当洗头工。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职工在登记中都明确地表示了最喜欢什么工作,最热爱哪个岗位以及自己的特长在哪个岗位上最能得到发挥。调查完成后,袁勤生根据实际需要,先后把30多名员工的工种岗位作了调整,充分做到人尽其才,各为所爱。
为了进一步提升工人综合素质,加强心理建设,袁勤生提出了“爱什么学什么”的培养制度,把企业办成培育一代新人的学校,他提倡工人自觉占领自己的业余阵地,采取鼓励自学,支持函授的政策,并规定全厂员工凡是购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类书籍的均可凭票报销50%,参加各类各科培训的函授学费全部报销,因为学习原因而误工的不扣工资。不是干什么学什么,而是要爱什么学什么。
在袁勤生的倡导和鼓励下,江南仪表厂70%以上的青年职工都参加了各种函授学习。有一年更是有十九名职工都报考了两年制的文秘专业函授,在报销费用时,会计忍不住提出异议,我们厂今后要多少文秘人员?厂领导也疑惑,学了这个专业,厂里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当文秘啊?但只有袁勤生明白,这些人通过学习,即便在原始岗位上,对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厂规厂纪的理解能力也必然会大大提高。
在此基础上,袁勤生还推行“报纸私定公助”的规定,以完善工人心理建设制度。在袁勤生的指导下,江南仪表厂取消了全部的公费订报,转而实行报纸私订公助的制度:全厂干部职工一视同仁,凡订阅各级党报党刊的,报销70%,订阅一般报纸杂志的报销50%。在实际调查后发现,全厂320多名职工,每年订报500多份,其中党报党刊占60%多。此外袁勤生还规定,全厂全员,包括书记厂长,上班时间一律不准看报。干部上班看报,视为违反工作纪律,职工上班看报,视为违反劳动纪律,干部职工一视同仁,报纸都一律要带回家用业余时间阅看。一位小学未毕业的老职工曾分享自己的心得说:我家祖辈从不订报,我花三成钱订了份常熟日报,原来每天下班后与朋友搓麻将,现在蹲在家里,似懂非懂的看报,标题都要看完,感兴趣的看全部。他还说:厂里报销了大半,旧报纸一张都不丢掉,平时家里用来包包什么的,到年终旧报纸卖掉我也花不了多少钱。据调查,职工对私订公助的报纸,带回家后一般都会花些时间选题阅读,有的家庭还会带领父母子女都看上一会。
这样的规定不仅让员工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做一个政治方向的明白人,以便更好地将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积极的引导,让员工自觉占领自己的业余阵地。即便将来到了社会上,也必然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事实也确实如袁勤生所料,江南仪表厂里的300多名员工到今天为止,已经有9名成为上亿资产的企业家,30多名成为市场主体业主和企业核心管理人员,3人担任了优秀村支书、副处级、副市级领导人,成为社会中的中流砥柱和积极力量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优秀青工还建立了“忆江南,有缘再相聚”微信群,凝聚了当年的100多位工人参与,十多年来坚持交流先进理念和正能量信息,工厂虽因改制已停办22年,但当年在袁勤生领导下的员工们进步却从未停止。
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
在管理中,袁勤生要求,产生先进,提升干部等过程中,第一程序必须自报。在各级、各种先进劳模的产生过程中,领导的任务就是事先制定先进劳模的达标条件,然后予以公布,并在一定时间内让全员对照,凡是自认为达标的,就可以自报。然后再专门组织非制定目标人员参与审核其自报的达标情况。自报是产生一切先进者的第一程序,不得违反。各级干部任职的第一程序也必须自报,在自报的基础上,由组织考察任命。自报者必须先对拟任之职充分了解,提出就任后的首年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并提倡新官上任“三把火”。原任职干部在任期内必须每年向组织提出续职申请,续职申请的内容主要是总结当年的工作不足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下一年工作的计划目标。
有人问,当干部、当先进、调岗位、做工人值班长,一切都事先自报,有什么根据?袁勤生解释道:这是建立在尊重人基础上的民主制度,组织审核则体现了集中原则,也可以说,这是跟共产党走,申请入党必须是自觉申请,违背这一原则的都有不纯之疑。
此外,袁勤生还在厂里设立工人值班长制度,规定凡是对厂部领导和各科室管理人员工作缺乏认识和不够了解的,也就是对科室干部有意见的生产第一线工人,经自报后,每年会产生50名工人值班长,负责每人每周脱产在科室总部值班,并设置一张标明“工人值班长”的桌子。工人值班长工作内容一是管理登记当天厂领导和科室干部的出勤和离岗情况,二是对当天发生的各种大小事故和管理差错事项立案登记,初查原因后交予相关职能部门处理。这样既保证了工人拥有参与管理的权力,也可以减轻科室干部工作上的责任压力,同时帮助一线工人更好地了解管理人员的工作,从而发现工人中具有管理意识和处理事务能力的人才。
在江南仪表厂这样宽容活泼的环境里,却有一条让外人感觉严得出奇的厂规,也因为这条厂规,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监狱式的管理,它就是旷工必报。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看起来无比严厉的厂规,却是最为工人考虑的厂规,也是最能体现袁勤生以人为本思想的厂规,它保护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工人的安全。
袁勤生规定:各部门、车间每天都必须要对上班半小时未到岗的职工进行统计,然后由所属部门上报,接报后,厂工会、厂团委要各自立即抽调一名人员共同前往该职工家庭住处家访。
有一次,车间主任上报一名黄姓女工旷工,工会和团委两名家访人员立刻出发,骑车两公里赶往女工住处,一到家门口,就看到黄姓女工的父亲高举扁担在追赶抱头逃窜的女工,两名调查人员制止后,了解到原因是父母反对女儿的婚事,就对她进行责问拷打,了解原委后,两名家访人员对双方做了思想工作,教育女工婚姻大事应事先告知父母,同时也教育女工父母应尊重女儿的选择。
旷工必报,这样的厂规是在充分考虑旷工一定是工人自身碰到无法解脱的急事这一情况,本着救援的原则前往调查帮助,有这条厂规的支持,工人生病在床也不必惧怕,因为厂里马上会派人来及时将其送往医院,从而保证了工人的生命安全,是真正把工人当主人的家人情怀。
为有利于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让每个员工不仅在企业里,而且在家庭中、社会上都能成为一个讲道德、有素养的文明人,袁勤生还提出“明确规定,发现考核”的制度。在制订厂规守则时都做出明确规定,但在具体检查落实上,采取发现才考核的办法。比如不过量饮酒,规定要明确不分在家庭、社会等各种场合,饮酒发生醉酒失态的言行都是违规,对于能饮多少量,则只定性不定量。比如不参与赌博,则明确不分场合、对象,只要有一元钱输赢的都属赌博。比如不恶语伤人,则明确任何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只能就事论事,不得刺揭对方的历史阵痛,即使所言事实,也属恶语伤人。诸如此类,都有的明确规定和解释,但不会定期去查询考核,而是实行发现后才考核的办法,其目的是让每个员工去自己改变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成为自己的第一责任人,企业则定期对在家庭中、社会上执行厂规守则的员工予以激励,以奖代罚,只奖不罚的办法,真正做到对员工文明进步和整体素质提高的渐移然化,循序渐进。
在管理过程中,为了保障工人的生活质量,袁勤生从不随意安排工人加班,而且坚决禁止延误发放工资。他认为,企业运作过程中,资金困难是常事,但按月按日给职工发工资就如同向国家缴税一样,必须严肃认真对待。虽然现在社会上是市场经济,但在每个家庭里,都还是计划经济的状态,每月的开销花费都有计划,有安排,不按时发工资,打乱了工人个人收支的有计划安排,会大大影响职工情绪,严重挫伤其积极性。
在20世纪80年代,江南仪表厂有一次因财务科工作贻误,有40多职工工资未能及时发放,袁勤生就下令财务科五人连夜到未发放工资的工人家里,挨家挨个地发放,一直到深夜12点才发清。从此以后的25年里,江南仪表厂每月固定日期发清工资(遇假日延后)的规定再未有误。除了定时发放工资,袁勤生还规定江南仪表厂每周星期日休息,从不随意加班,几十年来雷打不动。有人会说:生产紧张加班是常事,加了班会给他调休,他也不吃亏。但在袁勤生看来,这种说辞都是没有换位思考的自找理由,有固定的休息日,职工的业余生活会安排得丰富多彩的,如果被加班全盘打乱,职工心里的滋味是他人想象不到的。
为工人着想,为工人谋利,这就是袁勤生管理思想的真实写照。统而观之,袁勤生管理思想充分吸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营养,并将其落地实施,在实践的沃土中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运动的,而不能是静止的。在袁勤生管理思想的指导下,工人们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有充足的时间完成自己的消费需求,从而拉动了市场经济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袁勤生管理思想满足了工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了分配不平衡、不平均的矛盾,他促进了人性的解放,还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可以说,袁勤生管理思想的方向正是历史前进的方向。
第三篇 长江无穷 上下求索
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
人性解放与社会进步是历史的客观规律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关于人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从废除奴隶制到辛亥革命,从百家争鸣到文艺复兴,从反殖民浪潮到“五四运动”,历史的进程无不是朝着社会进步的方向。从伏尔泰到孟德斯鸠,从卢梭到康德,从孔孟到老庄,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事万物的尺度”,从“天赋人权”到“人人生而平等”,古今中外最杰出思想家们的思想主题,无不是关乎人性的解放。历史总是朝着人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方向前进,即便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回还,但总体趋势永远是螺旋上升的,这就是它的客观规律。
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哲学观点。就社会历史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驱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而袁勤生管理思想就是符合这一点,因此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袁勤生管理思想中,工人被放到了主人公的地位,作为社会的主要组成,作为企业的关键部分,工人们的思想决定了社会的进步,决定了企业的兴衰。不从客观规律出发,满足工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只想着用个人的意志,颁布不合理的制度来驱使,这样的领导方式是决计不可能成功的。而袁勤生管理思想完美地解决了这一弊病,他是完全从工人的角度出发的,处处想着工人的,千方百计地为满足工人对美好生活向往而努力的管理思想,因此,在袁勤生领导的下的工人们才能爆发出无与伦比的磅礴生命力,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这世上没有静止的事物。社会总是要进步的,因此,想要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站稳脚跟,成为中流砥柱,就必须主动前行,而不能被它推着走,甚至落到它后面。在袁勤生管理思想里,推动工人文化素养全方位的进步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袁勤生管理思想管理下的工人,都能毫无后顾之忧的学习进步,甚至受到鼓励嘉奖,这样的措施在不间断的推动着工人前行,当工人们从企业走向社会,他们进步的属性也将为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
新事物必将战胜旧事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唯物史观的铁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事物的新旧并不是时间上的新旧,也不是力量上的强弱,而是哪个更符合历史的客观规律。袁勤生管理思想虽已诞生许久,饱经实践的检验,但他却能次次成功,传播广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性解放,推动社会进步,是完全符合历史的客观规律的。
袁勤生管理思想的广泛传播
把工人当主人是袁勤生管理思想对人性解放的真实体现。正如袁养和于《暸望》发表的文章所说,袁勤生开明管理的“核心就是让工人树立主人翁意识”。他不仅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完成一时一事的生产任务,其终极目标是提高人的素质修养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要求管理者抛弃人有劣根性的旧观念,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理念。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在管理中要以尊重人为核心,激励人为主导,为所有人——先进的,中间的,掉队落伍的;先富者,温饱者,贫困者——创造明天的希望,任何人只要看到明天有希望,其言行都是积极的。”
自1983年起至1997年的十五年间,全国各地20多个省市数十万人专程前往江南仪表厂参观考察,袁勤生的管理思想也传播到各地,与各级管理者、改革者碰撞出火花,成为引领乡镇企业管理改革的一枚星火。
1986年6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报眼以《祖国新貌》为题刊登了江南仪表厂车间建造“延安窑、南湖船”象征不忘初心的工厂全貌。1990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新华社高级记者袁养和的《袁勤生的开明管理》。1992年9月7日和11月27日,《新华日报》分别以《激发活力》和《创新求索》为题先后两次发表头版头条文章。在两个多月内连续两期头版头条报道的基础上,《新华日报》又发表了《这里正在培育一代新人》的长篇报道,随后连续九期发表袁勤生的署名文章,刊登袁勤生管理思想的方式方法。该报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此版面重视,且密集刊登同一个人的事迹,在新华日报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除此以外,《中国青年报》也在头版头条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题指出:“江南仪表厂这样的规模,别说在全国,就是在长三角也是比比皆是,但袁勤生独具特色的个人魅力让江南厂成了下自成蹊的不言桃李。”
1994年4月,袁勤生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授予“全国优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事后,在四川省德阳市召开的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年会上,袁勤生作了专题发言,引起极大关注,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当即在会上口头表扬,会后回京组织首都十家新闻单位前来江南仪表厂集中采访。
1991年,袁勤生撰写的论文《以人为本的一体化激励工作法》获得“半月谈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特等奖”,随后,袁勤生又出版了《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开明管理与以人为本》三本管理专著,更详细深入地阐明自己的管理思想,获得“中华全国铸魂奖”“江苏省政府社科二等奖”“苏州市政府社科两次一等奖和一次三等奖”等多个奖项。
其中,《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于1990年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由企业家根据自己实践发表的专著,连续三次重印,发行55000册,成为上海当年发行量最大的一部社科类书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由南京大学教授杨东涛与袁勤生合著,全部依据江南仪表厂的管理实践,从理论角度认真总结,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管理的理论框架,是对“袁勤生管理思想”专题研究的初步成果。《开明管理与以人为本》则是国家经贸委全国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下达袁勤生的写作任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董辅礽题写书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胡代光作序,中央电视台朱曦莉翻译,中国经济出版社以汉英双语种出版。
借由这些专著,中国特色的人本管理思想也走出了国门,迈向世界。1999年,袁勤生作为中国乡镇企业代表团成员,应世界中小企业协会的邀请,前往其设在印度新德里的秘书处参加会议,印度国务秘书和相关官员专门拜访袁勤生索书;2003年7月,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开明管理与以人为本》首发式后,样书赠送给各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2005年11月,袁勤生随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夫人刘永清出访西班牙,亦随带该书赠予西班牙工商峰会和欧盟中小企业协会。
《新民晚报》发表文章评价袁勤生的著作:“书名以企业管理,实际是围绕以人为中心,推行文明管理的结晶。此书能引人入胜,给人启迪,原因无他,书是由实践的人以丰富的实践经验、独特的思维方式写成的。”
除了撰写著作,袁勤生也长期坚持授课和演讲。他在中共苏州市委党校和苏州市农村干部学院兼职授课17年,在江苏省委组织的苏北十三县市基层干部培训班为数千名基层干部授课,并先后被南京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江苏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八所高校,以及中共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常熟市委政策研究室聘为特约研究员和兼职教授,被解放军某部队聘为政教顾问。他还曾应邀前往江浙沪等各地政府会议和大专院校作了390多场《以人为本的开明管理》专题报告,听者约25万余人。袁勤生以人为本开明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同时,袁勤生管理思想还被一大批著名作者在各自作品中广为叙述。著名作家何建明的《大国的亮点》、杨守松的《苏州老乡》、范万钧的《给朋友们》等作品中均有描述,有作者称“他是中国农民企业家中少有的能干、能说又能写的人”。
袁勤生的管理思想之所以影响巨大,究其原因是其内里关于“人”的哲学思想是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是关乎社会进步的,具有别的管理思想无法比拟的强劲动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将“人”作为核心的管理思想只会历久弥新,长盛不衰。
推动社会前行者,社会也必将其广为宣扬。袁勤生管理思想之所以能广受社会各界的欢迎,究其原因就在于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已不再是纯粹的经济管理思想,更是一种解放人性的人文哲学思想,他注重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实打实地为人民着想,尊重人,关心人,培育人,内里永恒地释放着耀眼的人性之光。
袁勤生管理思想与社会进步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落到实处,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五十多年来,袁勤生管理思想的作用越来越大,正孜孜不倦地推动着社会进步,自然地,各种荣誉也接踵而至,成就可谓硕果累累,用“获奖无数”来形容他丝毫不为过。
他是常熟市首批命名的十名乡镇企业家之一、首批被评为精神文明建设标兵之一、首批“拔尖”技术人才之一、常熟市政府首届专家咨询团成员,也是常熟市首个双高职称获得者。所获奖章中,有基层政府颁发的净重50克的纯金奖章,也有国庆60周年首都阅兵纪念章。
1989年5月,时任中顾委委员、著名理论家、中央书记处原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来到江南仪表总厂,袁勤生向他做了大胆的汇报,单声提出了对乡镇企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是拥有九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农村劳动力得不到释放,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据此,袁勤生特别提出了“治穷必须同时治愚”的观点。
不仅重视生产力的提升,更要重视人性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这样的理念让袁勤生管理思想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正如联合国企业管理专家、世界银行信息专家乔本女士在江南仪表厂考察后所说的那样:“我到过很多工厂,但这里和其他企业不一样,不光是为钱,还注重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施予爱和信任。”
2001年,王庄镇镇政府决定对企业进行第二次改制,由袁勤生收购其他17人的全部股权改为有限公司,企业在处理好各种遗留问题后,平稳着陆。此后,年过六旬的袁勤生进驻市区,转型商业三产,并开始对过去的管理实践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研究,促使“袁勤生管理思想”更加系统化、完整化。
2013年1月,党的十八大刚闭幕一个多月,袁勤生赴博鳌参加中国管理科学年会,与会者纷纷热议十八大对深入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决定。会上,他谈到了自己在个人传记《中国农民思想家》的最后章节,用三千字的篇幅,专门书写党中央的英明果断决定,并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认识,指出反腐斗争应“猛治”与“稳治”相结合,分析了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和干部堕落的原因,提出了一些反腐方面的相关方法用语。2013年1月10月,这次发言被记者率先以《农民思想家的反腐新论》为题发表在中国报告文学网上,凤凰网等数十家主流网站连续转载。事隔12天后的2013年1月22日,在中纪委召开的全委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老虎苍蝇一起打”作了深入论述。从此,这句话成了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响亮用语。
2017年9月20日,中管院批复批准成立袁勤生管理思想研究中心,面向全国开展“以人为本,开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重点的学术研究,为我国管理科学决策提供信息和服务。2017年11月8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在北京举行“袁勤生管理思想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这也意味着袁勤生管理思想不只是短暂适用的,更是有着无限生命力、面向未来的。
2019年12月,“袁勤生管理思想”展示厅在常熟市建成,它以大量的史实资料集中反映了自改革开放以来,“袁勤生管理思想”的实践经过和逐步形成过程,向更多的人展示了袁勤生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
在面对问题时,袁勤生敢于直言,针砭时弊。在面对全盘西化的改革风潮时,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创新,管理也必须随之创新,改革不能靠移植。这与总设计师的看法完全一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在袁勤生看来,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会因水土异地而味不同,另一方面,再优秀的历史传统也因时代的发展而变陈旧,必须在借鉴古今中外的成功经验上创新发展。“共产党人应该敢为人先,解决各个国家、各种制度都难以解决的世界难题,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应该在经济提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们的组织长处和制度优势,发挥我们党的队伍强大、工青妇组织健全的特定优势,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激励,促进快速提高人的整体素质。”
在当时常熟市宣传部和组织部举办的建党75周年领导干部书法展览会上,袁勤生纵览时事,心潮澎湃,挥笔写下了“改革中发挥我党政治优势,开放时坚信社会主义长处”的作品。这个题词的展出,大大增强了当时人们对改革开放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稳定了人们的主心骨。这里的“优势”和“自信”恰与23年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全一致。
袁勤生管理思想继承并发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优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原则,二是共同富裕是目标方向,三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基本体制。
袁勤生认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是传统的优势,对确立人们信仰、凝聚人心和实现宗旨作用巨大,也是我们制度的特有长处,必须自信。但在管理工作中常常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停留一味强调在标语口号的形式主义,一种是彻底丢掉的抛去主义。
“形式主义劳民伤财,彻底抛弃后果严重。新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既不能丢弃,也不可守旧,必须实现三个转变和三个结合。”袁勤生强调说,“三个转变指把以往的组织号召转变到引导上来;把以往的要求人们全部参加,转变到吸引人们自觉参与上来;把以往占用劳动时间开展转变到占领业余阵地进行。三个结合,一是把必要的形式和实现目标具体措施结合起来;二是要让人们自觉践行和各种激励措施,推进不自觉践行结合起来;三是把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和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结合起来。”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中人的现代化如何领跑全球的问题,袁勤生给出了理论方案:人性化管理在西方乃至全球都是短板,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正是无与伦比的优势,因此,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结合实际,探索并完善行之有效的践行方式方法。
对于袁勤生管理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著名管理学专家周三多曾高度评价:“提到企业管理,不少人都会这样说:我国企业管理落后,这是事实。但袁勤生推行的‘以人为本开明管理’已走在世界管理潮流的前列,这同样是事实。”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未来学专家,中国未来研究院院长秦麟征教授也有相同的看法:“袁勤生管理思想是在借鉴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人类社会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居于前沿和领先地位,具有超前的未来功能,必将更好地满足中国和世界未来对管理的需求。”
此外,袁勤生还就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落地提出了建议,在建议中他指出:核心价值观自2013年公布以来,普及宣传力度空前,但具体落地践行却至今未见成效,原因有二:一是认识问题。干部专家普遍认为,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和共同理想信念的确立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样的观点是缺乏只争朝夕精神的,不能挖掘我国制度优势的潜能。二是践行难度,高度概括的24个字比较笼统含糊,缺乏分级对照和实施标准。
袁勤生认为,先行先试者首先应对12个方面分为“三级”(初、中、高)制定可清晰对照的标准,运用“三励”(鼓励、激励、奖励)和“三自”(自主定级、自报升级、自觉践行)方法,充分尊重人的意愿,积极引导,但必须杜绝强制和惩罚,把“入规入法”的“管”和培育弘扬的“理”有机结合起来,充实文明城市、文明家庭和文明人士的评选考核内容,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定优势,党、政、工、青、妇组织健全,各自发力,齐抓共管,把大多数人的主动践行和推动少数人非主动践行结合起来,用三到五年时间就基本可以达到高级标准,通过引导人的思维,导向,动机等意识行为,自觉统一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要求上来,补短板,强弱项,如此方能使经济强国如虎添翼,让全人类对我中华民族刮目相看,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人民的美好生活着想这件事,袁勤生时时刻刻记在心里,不知疲倦地拿出来讲。20世纪90年代,袁勤生被中共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聘为特约研究员,在内部刊物《调研与参考》上就共同富裕发表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标,当前由于原有基础和各种因素,区域和人群之间贫富差距有逐步拉大的趋势,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根据当前实际情况,首先应采取有力措施,着力消除贫富矛盾,要规范先富起来一部分人的社会行为,特别要规定章法,制止和打击为富不仁和贪得无厌,增强人们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出现的阶梯式层次有一定的承受能力,通过勤劳致富、发挥能力致富、创新创造致富,见贤思齐。”
促进历史进步者,历史也必将其深刻铭记。袁勤生管理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萌芽,在实践的沃土里成长,在历史的天空下开花结果。它由企业及社会,由工人及人民,由经济及文化,无物不提升,无事不促进。它成就于过去,推动着当下,指导着未来,它不再属于个人,而是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精神财富。
